它们所拥有的价值意涵和内容要素，不仅使德国行政法体系在初建时就保持逻辑性与意义性的均衡，同样也通过向多元社会下的道德规范和正义理念保持弹性与开放[96]，而使这种均衡性持续地呈现于德国行政法体系嗣后的发展中。
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任何行使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职权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他已经完成了合宪性判断，他认为该权力应当由他本身来行使。而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和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则主要阐述了他对于中央特区关系的论断。
对于港澳方面来说，则是为基本法所保障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即所谓的高度自治权。当然，其落实于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在内地和港澳仍有差别。[48] 姚魏指出，澳门基本法虽然没有规定行政长官所制定行政法规和立法会所制定法律的位阶关系，但根据法律优位原则宜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在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和规划法规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往往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跨省、跨市县合作。过去，我国的国际法学界曾经对港澳特区是否拥有单独缔约权做过讨论。
[10]无论身处港澳还是上海、深圳，身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要爱祖国、爱香港（澳门），这是一国两制所提出全国统一的要求。过去的跨域合作协议先后创设了某些协调机构和工作机构。这次会议也通过了《监察法》，它是关于监察权的基本法律，设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和职权，但它也没有规定监察立法权。
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可见，仅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监察法规的法律基础并不充分。这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制度发展，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也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从名称上看，它回避了授权的问题，似乎意味着这个决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授权立法决定，[16]而是一种更像法律的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作为立法领域的基本法，立法法既要回应监察法规的法律规范属性，又要适当处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所以应当突出立法法的程序法属性，回避涉及党政关系的政治性和实体性问题。在这种体制下，监察法规既是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依据，也可以说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依据。
[25]它既表现为以国法约束党组织的行为，也表现为以党纪约束国家机关，党内法规成为各级监察机关的重要规范依据和约束。可见，法规的地位和性质存在很大争议，这就决定着各类法规需要以宪法法律作为基础，且在内容和功能上应有所限定，受到诸如法律保留等法治原则的约束。一方面，监察法规与党内法规应当有相对明确的领域区分，即监察法规主要针对监察事务，以国家监察立法为基本依据。地方性法规中也有执行性法规。
其方案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具有合理性。然而，监察法规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产生的，具有一定的授权特征，而且立法法并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授权，所以，从理论上看，出现授权性监察法规是可预期的。这也影响了相关法律的定位。立法宜明确监察法规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法制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起草，或国家监察委员会直接起草。
对于立法法应当如何规定监察立法权，理论界并没有统一认识。虽然监察法规具有特殊性，但在权限、程序以及监督机制方面，仍可以共享行政立法权的一些制度安排，前文对此已有讨论。
具体来说：一是监察法规的制定规划、计划，以五年度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方式进行上报、公开，增强监察立法的可预期性。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具有较高权威，对所有国家机构以及党组织行为，都可以发挥较为充分的外部约束作用，体现法律的控制能力，这是已经取得共识的法治模式。
[12]再次，规定监察法规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如前所述，监察法是监察领域的基本法律，应当对监察立法权作出规定。这是因为军事体制含有紧急状态属性，必须考虑非常（态）法律的特殊性。严格来说，法规制定权具有宪法保留的某些属性。此外，监察法规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一）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规法规是特定国家机构制定的针对普遍对象的有效力的行为规范，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出来的规范，所以法规制定权限一般需要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作为基础。换言之，除代表主权者的立法机关立法外，还有行政立法等管理意义上的立法和监察立法等监督意义上的立法。
可见，监察法规虽然名义上是监察权的内容，实际上也辅助党内监督权运行。[17]虽然说明中提到这一决定具有法律效力，[18]但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具有等同于法律的层级效力，存在疑问。
在日常监督中，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既监督其政务工作，也监督其是否符合党纪要求。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
其中，执行性法规、创制性法规是基于其内容权限进行的分类，授权性法规、补充性法规主要是根据其权力来源和任务所做的界定。三、监察法规入法的两种方案从法治一般原理上看，作为一种新类型的法规，监察法规需要得到立法法的认可，增强其合法性。在宪法和法律尚未对监察立法权作出规定的背景下，作为国家立法制度领域的基本法律，立法法作出背书式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补强监察立法权，但仍有不足。修改立法法，是促使这部法律适应政治新要求、社会新变化的必要方式，也是保证立法体制不断与时俱进的必要选择。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出台《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法律，特别是《监察法》具有组织法、行为法、程序法、监督法以及救济法等内容，但它们仍无法组成监察法律部门，而是属于宪法相关法。目前的唯一一部监察法规《监察法实施条例》主体上是执行性法规，其多数内容都属于执行《监察法》的规定。
在党政合署办公的一体化结构中，纪检监察机关本质上是党的机构，监察委员会很难称得上一个实体性机构。我国的法规群体十分庞大，包括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从性质上看，监察立法不同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各自立法权的规范产物，它是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所制定的法，其属性、适用范围统一于监察权的要求下。可见，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还要被进一步讨论。
四、立法法选择参考军事法规方案的理由2023年立法法修改，仅在附则中对监察法规作出确认式规定，形成由2019年《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和《立法法》共同作为监察法规合法性基础的模式。[15]《立法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11]参见林珊珊：《监察法规的制定与地位》，载《学习时报》2019年10月30日，第2版。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尽管本质上是党的机构，也是人大制度框架内的国家机构，必须承担一定的国家机构责任义务。
在促进依规治党方面，监察法规的作用是直接的。 摘要: 面对监察法规的规范基础问题，建立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二元区分上的传统法治理论，难以作出有效回应
致力于学科体系化的学者，从纷繁复杂的法规范中，揭示出隐含于法秩序背后的意义脉络，并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体系化方式，将这种意义脉络表现出来。{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一）概念法学的体系逻辑性对于概念法学而言，一个法体系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以抽象的概念体系为基础构建的，这个体系具有自足性，是一种纯粹根据逻辑和公理进行涵摄和演绎的系统[17]。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制度模仿，迈耶为行政领域找到了达成秩序安定的概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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